李志明叹了一口气。喝了一口茶，掩饰着尴尬，窘迫的看着蒋凯，眼神似乎在回答道：“我这不是急着想加入你们的工作队伍中去嘛！”

艾仕帧教授见蒋凯没有急着讲述，带着一点责备的口吻问蒋凯道：“怎么？你不记得这宗灭门惨案的案例了？”

蒋凯见艾仕帧教授责问，连忙点头说道：“记得，记得”

“那还不快说？”艾仕帧教授催促道：

蒋凯酝酿了一下，随后讲述到

1978年，改革开放的政策瞬时把中国的市场给搞活了。渔民也是一样，不再像以前那样，所捕获的鱼虾都要上交国家，现如今只要办好手续，就能多劳多得，渔民的主观能动性一下子就被激起来了。78年过后，中国的渔业丰收屡创新高……

渔民灭门惨案就是发生在这个大背景之下：

霍有根是土生土长，靠打鱼为生的做普通渔民，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娶的一渔民的女儿，生有两子，大儿子霍长生，成年后孔武有力，继承了霍家世代渔民的传统，每次打鱼都能收获满满。小儿子霍长寿，从小体弱多病，就那体格是不指望打鱼了，在其母亲的细心调教之下，烧的一手好菜。其实这样也挺好，一家四口靠大湖为生，衣食无忧，在当时也算是小康水平了。

1979年开春，所有的渔民开始了新一年的工作，早早下湖打鱼。那年代似乎对生态平衡没有太多的概念。1978年捕鱼政策放开后，渔民们就拼命的捕鱼，渔网眼是越扎越小，只要能换钱的，甭管你是“蟹兵虾将”，我渔老大照单全收。经过大家一年的“努力”，生态平衡终于给大家上了宝贵的一课：79年开春的第一网歉收了。

当时还得交代一下背景，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搞活了，很多厂商就开始有预订原材料的习惯了。当时渔业红火，很多厂商都在年前问渔民们预订了来年的鱼虾，渔民们的思维还停留在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的大跃进时期的思维。你有订单来，为了赚钱，我为什么不接？那时候渔民们都可以用“疯了”两字来形容。笔者参阅过一些相关的诉讼材料，是一家罐头食品厂诉讼材料，里面是这么写的：乙方张某某（渔民）跟我方签订了购销合同，根据合同规定，张某某应每月向我方提供21000斤的成鱼（其中白鱼不少于2000斤，草鱼不少于8000斤）……

大家看到了吗？一个渔民就敢跟一厂家签这么离谱的合同，可见当时的渔民有多么的自信。好在当时没有《合同法》，要搁现在，估摸着要判刑了。

正是由于这些原因，79年的渔民们彻底崩溃了，捕鱼量大不如从前不说，更要命的是各种订单纷至沓来，面对这些订单，渔民们压根就交付不起，于是各院的传票都送到了渔民们的手里，一辈子都没读过多少书的渔民，只知道官司是一种极为晦气的东西。渔民们那些法院传票找当地政府，当地政府有什么办法？不仅帮不到渔民们，还给渔民们带来了一个极坏的消息:不按合同约定交货，法院肯定会判渔民们输，到时可不是赔还本金就能了事了，还得赔付厂家的其他损失，最起码是双倍赔偿。

渔民们开始慌了，除了没日没夜的拼命打鱼，还能怎样？(未完待续。。)